8月11日，中国社会企业论坛北京峰会暨北京社会企业联盟成立仪式在房山区举行，以“新时代、新事业、新发展”为主题，深入研讨新时代我国社会企业新事业的新发展。

作为此次峰会的共同主办方之一，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以下简称社企论坛)由中国有志于推动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行业发展的17家机构于2014年自愿发起成立，旨在成为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行业生态系统的积极构建者。

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首先做了《认证体系与我国社会企业发展》的主旨演讲。

以下是王院长的演讲内容：

宋书记和各位嘉宾，我非常高兴出席今天的会议，我觉得今天的会议可能是北京，乃至全国，整个社会企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我常说北京动，全国会动，北京的行动方式，可能会影响到全国的行动方式。

前些年，深圳、成都以及其他一些城市，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创新，特别是中国慈展会，像典春丽秘书长他们在全国推动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社会企业的认证，我觉得社会企业的发展大潮正在来临。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非常有必要的梳理一下理论知识这样一个思路。

刚才宋贵伦书记讲了北京的，我记录下来他讲到了两条。一条是要推进整个是基础性建设，另一条是推动知识体系建设。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大家知道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我根据自己的研究发现，提出了一个是善经济理论，我觉得人均GDP在我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发展到1万美元以后的人均GDP，其实人们会进入到一个很高的发展阶段。

我们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的意识到，都会有这样一个跃升。但这个跃升的形态，其实是从过去的政治社会向社会政治转变。拿社会政治来讲，就是社会性的议题成为政府和社会全民关注的焦点，那这个时候发展社会企业，是解决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领域。

我知道在全世界正在兴起这样一个浪潮，我们几乎每年都要组织几次到美国，到欧洲，甚至到日本，包括和东南亚各国的一些学生的交流与学习，我们知道世界的这个浪潮正在发展。那这个发展浪潮，我们应该说中国也跟了十几年，其中第一个引进概念的就是彭艳妮女士，她还在这儿，把这个概念引进了，我们跟上了。

但是跟上来以后，如果看最近这些年的全世界的发展和我们国家的发展形态，我们应该肯定，中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社会企业资源。我刚才跟于瑞林书记说，我非常惊讶，像房山区有这么好的社会企业，于瑞林书记就在那儿默默无闻地写书、支持，然后组织一些富裕家庭开展经常性的学习。

那刚才上台的这些企业，毫无疑问是北京的典范，应该说社会企业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土壤。但是我今天要说的是，我觉得我们要注意在这个阶段，要想一想，我们的当前主要矛盾是什么呢？咱们社会企业发展的领域，是实践和理论脱节。

理论缺乏体系化、标准化，因而进入实践界的渠道不通。我们其实要注意，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思考一下当年中国社会福利企业发展的案例。这个案例就是行政和实践脱节，行政全面地主导。当年我在福利慈善司当司长的时候就管这件事，推不动，研究方面没进入，其实光政府做势单力薄。大家说政府势单力薄？恰恰是这样，是社会企业，注意不是政府用其他的力量，那可以。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特别高兴地看到，北京今天能颁布认证标准。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就是认证体系的建立，认证体系十分重要。中国的慈展会，就是认证社会企业，已经认证了三届，我们第一届认证认证了7家，后来又第二年到了16家，去年咬住牙认证过了100家。但缺点是什么，大家想一想，英国第一次认证，1年就宣布7万家，现在已经干到70多万家，英国政府和社会。

我们现在实践，我认为和英国的尽管有距离，你看刚才有多少的创新，但认证上没有和整个这样的一个实践对接起来。那对接的方法是什么呢？我总结了一下，我自己也是当事人之一，我也有很大的责任。

我就觉得我们可能是理论化程度过高，标准有点偏远，方法有点错位。这样政府和社会接受我们这个知识产品的时候，不好接受。所以永光在大声呼吁出书，来呼吁社会企业很广泛、很多，但这个认证体系慢。因此在今天，我特别在这个时候，我提几点建议。

我觉得在北京市成立了联盟，颁布了社会企业认证标准以后，我认为社会企业认证体系的建设，是需要尽快地提上咱们所有业界的这种认知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高度。那我建议有几条，我觉得是不是我们需要达成共识。因为今天的共识是非常重要，不然的话我们会热热闹闹原地踏步，过些年又退回去了。

比如讲我们就是政府中有很多，刚才说社会福利企业，那其实包括社工委，好多人弄着弄着说不行了。我看全世界好多学我们的经验，人家变个形式学，咱们把它当垃圾丢了。包括美国现在静悄悄地学我们的政府机关办幼儿园的这种制度，人家联邦政府都在办幼儿园，但是我们却说这不行，不国际化，把它当垃圾清扫。清扫完了之后是什么？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共识非常重要，不要背一定的口号，这些口号说不定没有道理，说不定不知道怎么样。我们是不是有几点共识？

第一个我觉得是一定要规模化，别弄3、5家、10家、8家、上百家，社会体系认证的标准，第一个能不能让全国过1万家，北京能不能赶快认证1000家？这个能不能认证？是有这个标准的，社会这个要认证。我们比英国真差1万倍吗？我去到英国看看，好多社会企业我都到那儿看看，跟咱们的差不多。我一个一个的比，我说到底是啥？没那么神秘。但是大量的就是群众性的青年人到那儿做个饭、弄个餐馆，弄一弄，社会企业光苏格兰就5000家。

我们弄的高标准高大上行动不了，说必须认证过，没有数就没有质，都是在这儿空谈，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要规模化，哪怕有缺陷也得做。

第二个我是认为为了规模化，标准和认证的程序要简化，今天北京颁布的标准，我认为很好。但是在操作中，我觉得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根据中国的情况，根据现在的主要矛盾，一定注意简化。比如说刚才颁布的这个标准，包括商业收益的比例，我觉得要注意。

当然也要注意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一方面是要解决社会的紧迫需求，比如说厕所。另外是解决紧迫的需求，比如说养老和儿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要找到一些机制和程序。没有数量、没有简化的程序，没法操作，最后是弄完我们社会接受不了，这大家都在这儿互相地笑，你笑他、他笑你，最后其实大家都可笑。这是我觉得第二个，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些简化的、可操作性的标准和程序。

第三个非常重要，我们这些人真正联系起来，建立一个支持系统，建立一个后续性的开发机制。比如说认定完了，能不能推动设立债券，设立有影响力的债券。这样的话用少量的钱带动社会的投入。

我觉得像这样一些方法，应该是咱们要达成共识。如果没有这三个方面的共识，第一是规模化，第二个是手续要简化，第三个光这两个还不行，要咱们都联合起来建一个支撑系统。你是上游的，我是中游的，他是下游的，或者是我是评价的ABC类的，咱们互相配合来做这件事。

最后我想说，有没有行动建议？我觉得今天是宋书记，北京市社工委，包括我们房山区社工委在这里做主导。当然北京市已经成立了这样社会企业的联盟，我的建议是能不能列举几项社会有紧迫要求的，政府一下又不能办的这些小事情，让它社会企业化。或者是化为社会企业，或者化为影响力债券。

我看了看，像在北京要提升的时候，厕所行不行？这个厕所到底怎么办？厕所的标准化，那我们差距实在和日本比较大。

第二个还有市民街面上的很多东西，包括残疾人的户外活动，包括很多，我想包括排队。各种各样的事，能不能有一点社会企业化的事项，鼓励让很多社会组织和企业来进行投入，我觉得能不能做些引导，这就可能需要宋书记，需要社工委各类专家，然后社会组织，组成一个广泛的对话机制。

我认为今天的会可以是一个开端，将来我们可以服务于北京社工委，也可以服务于房山社工委。这样组织大大小小的机制开展行动，让我们的北京真正成为社会企业的首善之都。

谢谢大家！